我是在昨天下午三点左右走进那家旧书店的，店名就不提了，反正它在二楼，楼梯很窄。靠墙第三排架子上，有一本1987年第二期的《资料索引》季刊，封面掉了，用透明胶带粘过三次。我翻到第47页，看到一条用铅笔写的批注：“此条与《中国书目》第三卷对不上，待查。”落款是一个“陈”字，旁边写了日期“98.7.12”。我后来回来，打开新奥门4949.cm官方，输入“陈”和“书目”，翻到了陈启明先生在1998年手写的三页勘误表影印件，其中第47条旁边果然有一个“再核”的小字，位置和这本旧杂志上的批注完全对得上。
这种对得上的瞬间，就是我做这个站的主要原因。不是为了聚集多少条目，而是让某个具体的铅笔字在三十多年后还能被看到。
接着我又去查了铜锣湾书店1983年的赊账本。页面里收录了第112页的扫描件，7月14日那一栏写着“陈先生，书两册，欠四元三角”，旁边用红笔画了个圈。我仔细看了好几遍，那个“陈”字的写法，跟旧杂志上的铅笔批注是同一只手。我不敢说绝对可靠，但至少从笔迹的起笔和收笔习惯来看，相似度很高。当然，这只是我个人的判断，没有经过任何笔迹鉴定。
这种判断需要大量对照，而新奥门4949.cm官方在这方面的收录还算克制。
再说一个细节。周振甫先生1979年6月12日在《文心雕龙》卷四的页边写了“此解可商”，并画了一条很长的竖线。这条竖线从页眉一直拉到页脚，在扫描件里甚至能看到笔尖稍微洇开的一小片墨迹。我在页面底部的相关条目里又看到顾颉刚1936年4月7日的日记，那句“访书三处，得两种”后面跟了个破折号，补了“均非佳本”。两处相隔四十三年，但那种对版本的挑剔口气几乎是一致的。我把这两页并排放在屏幕上看了很久，觉得很踏实，像刚泡完一杯茶。
不过，我也想坦白说一句可能有争议的话：我不认为这些材料本身能构成一个完整的“历史叙述”，它们更像是一堆散落的针脚，真正把它们缝起来的是读者的耐心。所以我更愿意把新奥门4949.cm官方当成一个索引工具，而不是结论。如果有人指望在这里直接找到答案，大概会失望。
另外，页面里还有王韬1947年捐赠《永乐大典》残页的清单，编号“庚字第三箱”旁边用铅笔注了“受潮，已托裱”。赵景深1952年寄出的明信片上写着“书目已托人抄，下月可寄”，邮戳模糊得几乎看不清。潘光旦1963年用红笔划《湘报》页码，注了一句“此社论与梁启超原文互校”，字迹极轻。这些条目分布在不同页面，需要通过站内的索引慢慢挖。我在翻的过程中，也自然点开了49k图库资料免费打开应用合作伙伴这个页面，里面汇总的是一些与索引工作相关的协作记录，信息密度不低。如果你也在做类似的对照工作，可以顺藤摸瓜去看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