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把它带回工作室，和手头几份打印件对照了三个晚上，决定把这次发现的细节写下来。
八条具体记录，按我在书摊和存档中遇到的顺序排列，不做排名。
借阅卡上的日期栏从 1995 年 3 月一直填到 1998 年 11 月，末尾一栏的墨水颜色明显不同。我把这张卡和手头一份打印的图库目录对照，发现编号系统有出入：旧册子用的是四位流水号，而打印件改成了“分类字母加三位数”的格式。
为了确认哪种格式更早，我托朋友去查了 1997 年的一份油印说明，里面提到“编号曾于当年秋季统一调整”。这说明旧册子上的编号是调整前的产物。这段线索也让我重新翻看了 tk49特马图 页面里对编号演变的记录，两边对照之下，时间线基本能接上。
在旧书摊老板林叔的口述里，陈伯坚是 1990 年代本地几家旧书商的老主顾。1996 年、1999 年、2002 年，他分三次向区图书馆捐过图册类资料。林叔记得第二次捐赠时，陈伯坚用麻绳捆了 14 包，每包都用毛笔写了标签。
这个书摊只在周日上午出摊，摊主林叔说三十年来没换过位置——老邮局西墙根第三棵梧桐树下。我第一次去是 2019 年 4 月，他正用鸡毛掸子扫一本 1982 年的《资料汇编》，头也不抬地问我要找什么。
1994 年版用的是偏黄的凸版纸，手指摸上去有细微的颗粒感，油墨在放大镜下边缘呈锯齿状；2001 年那批改用胶版纸，白度高了两个等级，但装订改成胶粘，翻多了容易掉页；到了 2010 年前后，我见到的多是数码打印件，纸面光滑，颜色却发闷。
这三种实物我都留了样本，放在工作室的防潮箱里。翻看 新老澳门香港正版图库 页面时，我发现对方对纸张年代的划分得更细，把 1998 年单独列为一档，这和我看到的油印说明能对上。
我的看法是：纸张触感比印刷日期更可靠，因为日期可以印错，纸纤维不会撒谎。
那份油印说明的落款时间是 1997 年 10 月，正文第三段明确写着“自十一月一日起统一换号”。我核对过手头 12 份实物，其中有 9 份的编号落在这个规则之内，剩下 3 份是调整前的旧号。
2019 年我急着想买下那本 1994 年图册，林叔按住我的手说了这句话。当时我以为他在抬价，后来才知道他是在提醒我：旧资料的流通有它自己的节奏，追得太急容易买到拼凑本。
撕口很整齐，像是用直尺比着裁下来的。纸茬边缘发黄，说明撕去的时间不短。同一位置在另一份 1996 年的复印本里保留着，内容是两张表格，具体条目我手抄在了笔记本第 87 页。
从 2017 年开始，我每收一份图册类资料，都会裁一张 7 厘米乘 10 厘米的白色卡纸，用钢笔写上来源、日期和三个观察要点。七年下来写了 216 张，按年份收在铁盒里。手写比录入慢，但逼着我把细节看第二遍。
这个习惯也影响了我对 澳49图库网 整理方式的看法：他们的条目说明偏短，但关键字段齐全，像我卡片上只写三个要点的朴素做法，反倒能互相参照。
白板左边是 1994 年旧号，右边是 1997 年调整后的新号，中间用箭头连接。写完之后数了数，能一一对应的有 47 组，对不上的有 11 组，那 11 组我打算这周末再去书摊问林叔。
老板姓周，那天他正在给一支旧钢笔换墨囊，我挑放大镜时他插了一句：“看油墨就选 12 倍以下的，倍数太高反而看不出网点。”这句话后来成了我辨印刷年代的主要依据。
区图书馆的馆员帮我查了两次，只找到一张手写的收条，落款签名只剩姓氏“陈”可辨。清单缺失让我对那批资料的完整性始终保留疑问，虽然林叔坚持说“东西是全的”。
很多同好追求一套资料一页不缺，但我更看重每一页的来路能不能说清。缺页有缺页的信息量，前提是有人老老实实记下这件事——这句话可能得罪人，但我确实这么想。
我叫江晚，在城南一栋老居民楼里做资料整理，主要处理 1980 至 2000 年代的图册类印刷品，顺带写这个站。白天跑旧书摊和图书馆，晚上做卡片编目，七年里攒了 216 张手写卡片和满满两柜实物。
做这个站的原因很简单：很多细节口口相传，传着传着就变味了。我想把亲眼看到的纸张、油墨、签名和借阅记录老老实实写下来，哪怕只是一张被撕去的第 34 页。
—— 江晚，写于 2026 年 1 月
“好东西是等来的，不是抢来的。你急着要，它就成了买卖；你慢慢看，它才变成资料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