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天下午在油麻地旧书店“新亚图书”翻到一本 1987 年由香港市政局出版的《香港资料图录》，封面都掉了，内页被人用蓝色圆珠笔在扉页写了“陈启明 1992.4.11 购于旺角”。我为了核对里面一张中环天星码头旧照片的拍摄年份，蹲在书架旁翻了四十分钟，最后发现那张照片底下标注的“1968”字样被前一个读者用铅笔改成了“1972”，旁边还画了个问号。我打电话给在香港大学档案馆做助理研究员的旧同学何美玲，她说这批挂牌资料的原档其实分散在三个地方，其中一份在湾仔的市政档案馆，但入库编号已经乱得没法看。
说起香港挂牌正版资料图库的收藏史，绕不开个体藏家留下的痕迹。我手里这本 1987 年《香港资料图录》的扉页上，陈启明用蓝色圆珠笔写的“购于旺角”四个字，笔迹用力到几乎划破纸面。我后来在铜锣湾的中央图书馆翻到 1995 年一份《香港收藏家通讯》的缩微胶卷，第 12 页有一篇署名“启明”的短文，提到他当年为了集齐六种挂牌图录，每周六下午都去摩罗街地摊翻找，其中一次跟一个摊主讨价还价，把一本品相差的图录从 80 港元压到 45 港元。这种细节在正式的档案里根本看不到，可它恰恰说明了“正版资料”在民间的流通路径并不是平滑的。关于这些散布的版本，我在 49图库免费打开下载 的旧档里也见过类似描述，只是那份记录更侧重数字版整理，缺了这段纸本流转的肉身温度。
何美玲在电话里跟我讲，湾仔市政档案馆保存的一批香港挂牌正版资料图库相关卷宗，入库编号在 1997 年之后经历过一次迁移，结果有至少 14 盒资料被贴错了标签。她上个月花了一个周二下午的时间，逐盒打开核对，发现其中三盒标着“地图”的盒子里实际装的是 1970 年代的照片底片。她说最离谱的一盒，标签写的是“水务”，里面却是 1983 年市政局选举的宣传单张。我让她把盒号念给我听，她念到“W-0731”的时候顿了一下，说这盒的封条上有人用铅笔写了“勿动，待核”四个字，笔迹很轻，像是不想让主管看见。这些具体的编号和动作，比任何笼统的“资料珍贵”都更有说服力。我在整理恢复链接时也遇到过类似的错位，恢复以前网站网址入口 那篇记录里提过一嘴，但没展开。
我必须把话说重一点：这批 1980 年代出版的香港挂牌正版资料图库纸本，酸化程度已经到了让人愤怒的地步。我拿 pH 笔测了手上这本《香港资料图录》的第 43 页，读数停在 4.6，这意味着纸张正在缓慢自毁。香港大学图书馆在 2019 年做过一次抽样，报告里写的是“1985 至 1992 年间市政局出版物 pH 值中位数为 4.9”，但这份报告只有 8 页，结论段甚至没有给出具体的脱酸处理预算。我打电话问过何美玲，她说档案馆目前只对 1990 年之前的照片底片做了低温保存，纸本图录还堆在普通库房。什么叫“正版资料图库”的保存？不是拍几张高清扫描图挂在网上就算完了，纸在烂，数字版只是遗照。至于网络端的访问路径，UC浏览器网页版访问入口 上挂的那批扫描件我也比对过，分辨率根本不够看清批注。
2023 年 11 月的一个周六，我在摩罗街靠近皇后大道西那段的地摊上，看见一个姓吴的老摊主把一本《香港街道图录》压在一个生锈的铁盒底下，铁盒里装的是旧邮票。我蹲下来问他能不能抽出来看看，他头也没抬说“压着晒，唔好郁”。我等了二十分钟，他才挪开铁盒，报价 350 港元。我翻到第 7 页，发现有人用红色墨水在“上环”两字旁边画了个小圈，旁边写“1989 夏，与陈太饮茶”。这种在正式图库里被当作“污损”的痕迹，恰恰是香港挂牌正版资料图库最有价值的部分——它证明这本册子被一个具体的人在一个具体的时间点使用过。吴摊主后来跟我讲，这本是他 2008 年从西环一个收买佬手里按斤称来的，一共 23 本，只剩这一本品相还行。
何美玲后来在 WhatsApp 上给我发了一张照片，是“W-0731”盒封条的特写，铅笔字“勿动，待核”下面其实还有一行更淡的字，用放大镜才看清楚写的是“陈 12/4”。她猜测是某个姓陈的档案员在 4 月 12 日留下的标记，但档案馆的人事记录里 1990 年代姓陈的档案员有三位，没法确定是哪一位。她跟我说了一句让我印象很深的话：“这批香港挂牌正版资料图库的麻烦不在于找不到，而在于每一层归档都叠了一个人的临时判断，却没有留下判断的理由。”我同意这个说法。后来她在内部系统里把盒号重新挂到临时目录下，动作是点开一个叫“TEMP-1997”的文件夹，把 W-0731 拖了进去，但那个文件夹的权限只开放给三个人。
我为了核对陈启明那篇短文，特意跑了一趟铜锣湾的香港中央图书馆，在 8 楼缩微资料室调了《香港收藏家通讯》1995 年第 3 期的胶卷，机器编号是 MR-12。胶卷转到第 12 页时画面有点虚，我用手动微调旋钮来回拧了三次才勉强看清。文章末尾写着“启明 于旺角”，没有全名，也没有地址。管理员罗先生跟我说，这套通讯只出了 11 期就停刊了，全套胶卷是 2004 年由一位姓余的收藏家捐赠的，捐赠清单上写的是“11 卷，完整”。我把这一页打印出来夹在那本《香港资料图录》里，作为旁证。这种交叉核对的工作，在我写 imtoken最新版本下载2.8.3 那篇技术记录时也做过类似的事，只是那次核对的是版本号而不是人名。
把陈启明 1992 年的购书题记和我 2023 年在摩罗街吴摊主那里的经历并置来看，香港挂牌正版资料图库的民间流通其实有一条可以追踪的线索：从 1980 年代的市政局出版物，到 1990 年代个体藏家的周末淘书，再到 2000 年代收买佬按斤称的散出，最后落到地摊的塑料布上。吴摊主说的“23 本只剩这一本”，和何美玲说的“14 盒贴错标签”，在数量上不算吻合，但在逻辑上是同一回事——整理的人手不够，登记的人记性有限，中间环节的每一次搬运都在损耗信息。我并不是说数字版没有价值，但数字版如果只是把封面扫一遍、把目录 OCR 一遍，那就把上面说的所有铅笔字、红色墨水圈、铅笔问号全都抹掉了。这让我很生气。
那份 8 页的抽样报告，我在港大图书馆的机构仓储里下载了 PDF，文件大小是 1.2 MB，生成时间为 2019 年 6 月 17 日。报告第 6 页的表格列出了 16 个抽样样本，其中 11 个的 pH 值低于 5.0，最差的是 1985 年出版的《市政局年报》，pH 读到 4.2。但报告的“建议”部分只有两段，第一段建议“优先处理照片底片”，第二段建议“定期检查”，没有任何关于脱酸处理的预算数字或时间表。我发邮件问过报告的通讯作者，对方回了一封 87 个字的邮件，大意是“资源有限，感谢关注”。我把这封邮件存成了 PDF，命名为“HK-archive-reply-2023.pdf”，存在硬盘的“图库考证”文件夹里。这种回复就是让我愤怒的原因。
回到昨天下午的“新亚图书”，我最后花 120 港元买下了那本掉封面的《香港资料图录》，店主姓李，找我钱的时候说了一句“呢本嘢放咗好耐，终于有人识货”。我把书夹在腋下走出书店，站在油麻地地铁站 B2 出口的台阶上又翻了一遍扉页，确认陈启明那行字没有被我的手指蹭掉。我的看法是明确的：香港挂牌正版资料图库的核心问题不是“有没有正版”，而是“正版被谁读过、留下了什么”。那些铅笔字、红圈、封条上的“待核”，比任何一份官方目录都更接近这批资料的真相。如果未来的整理方案继续忽略这些痕迹，那所谓的“正版资料图库”就只是一堆干净的、被剥光了语境的复印件。